吴晟：开源对我来说，社交是最重要的

宣布“吴晟当选 Apache 软件基金会董事”的邮件发出那天，吴晟正和他的团队在三亚 off site——在公司以外的地方办公，与团队成员面对面联络感情，并且同步进度和接下来的任务。

类似的场景在吴晟的生活中也时有发生，有时是和团队伙伴，有时是和开源圈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相约在不同城市见面、工作、聊天。这正是开源吸引吴晟的地方——工作、社交、甚至是旅行都可以完美融合在一起。

吴晟和他的团队在三亚 off site

当然，邮件本身更值得庆祝，“这是我六年 OSS 之旅中最兴奋的时刻”。

2015 年，吴晟开了个仓库，想让团队成员提交代码来锻炼技能，积累了些代码之后，项目在 2016 年开源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 SkyWalking。2017 年 12 月，SkyWalking 进入 Apache 软件基金会（下称 ASF）孵化器，吴晟作为 PPMC 开始了在 ASF 的旅程。

在这里，他将成为多个来自中国开发者捐献的开源项目的导师，更在 4 年后，成为首位进入 ASF 董事会的中国人。

当选 ASF 董事最重要的条件是获得足够多 member 支持。吴晟透露，中国的 ASF 成员约 30 位，而在竞选中他得到的票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“人是社交生物，这个其实很重要”，获得 member 支持意味着他们的认可，吴晟通常更愿意抛开技术和别人聊天，时常在社交网站上和朋友互动，聊聊日常生活、兴趣爱好、喜欢的美食等等，“你对一个人有没有好感，从技术上能了解的实在太有限，除非你们在做同一个项目，但其实只聊项目很无聊的。”

对他来说，开源是一种很特有的社交方式，像一张名片，让大家有共同语言。他自称是“骨灰级开源爱好者”，喜欢写程序，开源是保证他可以呆在技术圈子里，不用转纯粹管理岗，又不会影响社交的一个绝佳方式。与大多数商业软件背后的工程师相比，开源项目工程师会有更多与外部沟通的机会，去认识更多的人。人们可以用技术交朋友，而非仅仅只是讨论公司业务。

“OSS 领域有很多相似的人，做 OSS 的其实是一拨人。这拨人现在被更多的推到了风口浪尖上，而平时的心态更多是因为喜欢某个技术，喜欢开源的合作方式，所以大家聚集在这个圈子里。”

至于什么时候会离开这个圈子，大概只有时间可以回答。吴晟说，SkyWalking 是有终点的，它可能还会有 5 年，10 年的生命，但总会有完成历史使命的时候。如果有一天，他决定离开 SkyWalking，那是否会有另外一个项目需要他继续留在 OSS 领域，他也并不确定。

爱社交的佛系项目作者

关于 SkyWalking，吴晟形容它是一个佛系项目。

作为项目创始人，吴晟不在乎 SkyWalking 在榜单的排名，对一些常见的衡量开源项目发展的数据也不大感兴趣。Star 数，Fork 数，贡献者数量等在吴晟看来都是可以造假的指标，“这种指标往往只是一种游戏，我们可以津津乐道，但它同时不代表任何东西。”吴晟更认可开源项目关注自身的变化，比如看看自己的贡献者、下载量等在这三个月相较前三个月有无明显提升，如果有，那可能是这三个月做对了什么，又或者是新版本中有用户非常喜欢的功能。

有时吴晟甚至还会鼓励用户使用竞争对手的项目。

SkyWalking 是针对微服务，云原生和基于容器的体系结构而设计的 APM 监控系统。同一领域，Zipkin 也是分布式跟踪系统。在许多人看来，二者不免存在竞争关系。但吴晟曾经却很直白告诉告诉客户，如果想要功能简单，只需要追踪，可以很放心地去用 ZipKin，完全没必要用 SkyWalking。

在他看来，竞争无处不在，但竞争对手和敌人是两回事。开源领域中，产品应该解决的是技术问题，平常心对待竞争，可能对方的项目在某个细分赛道确实更好，而自己的产品是在另外一些方面比较好，受众实际上会有细微差别，“用户会问我用你还是用别人的产品，这本质上来说是用户需要自己回答的问题，看自己需要什么。”

“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常年存在在和 SkyWalking 看似有竞争但又相关的一些项目里。”乐于欣赏其他项目，与其他社区合作，是吴晟一贯的作风。在他看来，每个项目都有各自擅长的地方，而合作的前提是与对方站到统一战线，清楚对方的价值。如果遇到同领域项目就开始定义好坏，容易导致划分阵营，各自割据，这并不利于持续发展。

有趣的是。后来在 SkyWalking 想要进入 ASF 孵化器的时候，吴晟发现 ZipKin 社区中有一个 ASF 孵化器项目管理委员会成员 Mick Semb Wever，于是便找他聊起此事。对方欣然同意担当 SkyWalking 导师，很快他又找到有导师资格的姜宁、韩青，顺利进入孵化器。不到 20 天，就完成了全部流程。

“整个开源对我来说，社交是最重要的一件事。无论是我自己的开源经历，还是 SkyWalking 的成功，想要作出成绩来，最重要的是他人的支持与合作。”

吴晟（右一）和 SkyWalking 导师姜宁（左一）以及圈中好友合照

同时，从“世俗”角度，吴晟将 SkyWalking 的成功归功于商业公司的青睐。2019 年开始，国内外大量来自商业化的职业开发者在社区做出了贡献。当商业公司把成功寄托于一个开源项目的成功，但又难以完整承接整个项目的开发时，便会参与到社区中，维持某个项目方向，并以此来换取其他人在这个项目中去承担另一个方向，最终达成整体繁荣的效果。

吴晟也正在畅享将来的发展：“我自己更专注的是 SkyWalking 的商业化，关注 Tetrate 和其他商业公司，依托于 SkyWalking 能创造多大的经济价值。因为我觉得这才能说明开源产品本身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。SkyWalking 还在膨胀状态，其实我还很好奇，SkyWalking 最终是什么样的状态。”

除了关注 SkyWalking 的发展，吴晟也是许多其他项目的 PMC，他乐衷帮助项目社区做文化、技术合规工作，包括许可证合规使用，ASF 内部规则的合规等等。有时他也会帮助正在孵化中的项目去沟通遇到的版权问题。PMC 更多的时候是监管者、观察者的角色，需要帮助项目在一个正常的轨道上走下去。他一直以来的观点是，在开源领域，一定要接受去做一些非技术领域的工作，类似文化布道、合规检查，这可能会更有利于达成开源圈里的广泛社交。

2020 年 11 月 14 日 Apache SkyWalking 2020 DevCon 活动现场

借力商业公司

某种程度上，吴晟的开源事业也是在商业公司的直接“资助”下发展的。

最初，SkyWalking 开源之后，他只是和朋友偶尔写写博客，更新下功能，并没有过多投入。2016 年，有家 APM 领域公司非常认可 SkyWalking 的技术方向，便向他发出工作邀请。接到邀请的吴晟这才意识到，手上的开源项目是可以有商业价值的。

没过多久，他跳槽去了华为，开始了更频繁的社区运营。之前，他如果想做一场 SkyWalking 主题分享，需要托朋友去询问活动主办方有没有名额，拿到演讲名额之后要自己解决路费。这些问题在有了商业公司的加持之后迎刃而解。进入华为后，几乎每个月都有分享会，国内国外，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可以分享三次。就这样，高强度的宣传分享为 SkyWalking 扩大了知名度，带来许多支持者和用户。

同时，在华为吴晟有了一次外出交流的机会。从旧金山到西雅图，他去了美国西海岸多家知名公司，有云厂商、专门做监控的公司等等，“认识了一些朋友，对之后做开源、做全球化其实帮助还是很大的。”

就在吴晟为 SkyWalking 奔走宣传的时候，大洋彼岸，硅谷的几个创业者聚在一起，商讨着想要成立一家 Mesh 领域公司，也就是后来的 Tetrate，同时他们看中了可做链路监控的 SkyWalking。

2018 年，Tetrate 现任 CTO Jeyapraggash Jeyakeerthi 找到吴晟，二人相约在香港见面，畅聊几个小时，探讨 SkyWalking 未来可能的商业方向，最终吴晟决定加入这家刚刚成立的创业公司，“对于我来说，开源很多知识、文化、处事方式是从他们那里学的。”

吴晟看来，Tetrate 之于项目，更像是一个服务者，公司不会具体指导项目该如何发展，而是帮忙牵线。比如当吴晟聊提出想法之后，公司会帮忙联络合作对象，“这不是日常性动作，绝大部分工作还是要自己去联络，但公司会给到相应的支持。Tetrate 的领导者常说，你有什么需要帮忙，同时也是我更擅长的地方可以来找我，如果你觉得自己比较擅长，可以放手去做。”

更重要的是，Tetrate 在日常工作中，从来不会以社区指标去考核开源是不是在正确的路径上，而是会注重用户反馈，用软性指标替代硬性指标。Tetrate 的这种考核方式，也成了吴晟评估开源项目发展时的参照，即花费更多时间精力，去关注项目究竟有没有做好，有没有获得社区真正的认可。

“我在 2017 年之后能够参与开源，在开源领域高强度工作，和背后的公司的支持有非常大关系。实际上只靠我自己，不管我多么希望 SkyWalking 能做好，也是不太现实的一件事。”作为一个开源爱好者，吴晟对开源保持着非常理性的看法：靠兴趣去做开源是件好事，但如果在开源领域做了十年，还只是想用情怀、爱好一直走下去，很难确定能走多远。

吴晟现在也是好几家公司的付费开源文化技术顾问。2017 至 2018 年，他接触的公司中很少有愿意为开源顾问提供报酬的，现在的环境已经改善了许多。专业顾问与爱好者在他看来已经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，前者需要解决更复杂的问题，提供更专业的建议。

“我个人主要还是做顾问工作，因为这已经慢慢变成了职业化的存在，当然我们也会去帮助 ASF 里一些不错的项目，两条线都会有，但相对来说，目前经济驱动的模式会多一些。”

Apche 北京地区 2020 年终圆桌会议

对话吴晟 丨 真正伤害开源的是开发者本身

Q：SkyWalking 之前常常遇到下游项目不遵守许可证约定的事情，你都会选择站出来指出侵权方的问题。他们对此有所表示吗？这种侵权行为对社区伤害有多大？

吴晟：（被指侵权）的项目有些会找过来，想去了解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然后很快纠正错误，根据社区要求作出改变，像之前博云和腾讯。也有公司对此没有反馈，他们的产品中引入了 SkyWalking，但没有任何声明。我们能明确看到，绝大部分厂家有意愿去遵守许可证的规定，并且遵守成本也不高，不需要付出财力。

这种侵权往往对环境的影响会更大。可能大家会对侵权的企业有了一些看法，这家企业可能会断送掉大量和开源社区的合作。甚至之后再去做开源，再次踏入一个相同的领域，可能很快项目就会被淹没在一个超大规模社区的舆论战里面。我觉得这是对于企业、团队来说，需要考虑的事情，当你侵权时，很有可能没带来额外收益，反而会丧失以后在整个开源圈子里的声望。

我觉得意识比可操作性复杂太多了。但目前整个阶段，侵权不是最伤害开源的。

Q：那最伤害开源的是什么？

吴晟：真正伤害开源的，还是开发者本身。最常见的两个问题。一个是开发者，特别是中国的开发者认为，软件作者去帮助他人是天经地义的，因为整个软件是你写的，所以我来问你问题，你就应该有问必答。如果你不答，就认为你这个人摆架子。而不是考虑因为软件作者用了自己的时间提供服务，所以应该表示感谢。

开源项目早期只有两个用户的的情况下，开源作者又非常希望更多用户使用，那么会很细致地和用户讨论。但面临一个超大规模社区的时候，作者不可能去反馈细枝末节的问题。社区常见的情况是，可能在一个中文讨论组中，会有用户提出某个功能报错了，我今晚要上线，你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。但这明明是用户拿工资的一份工作，为什么它出现问题要靠别人免费去解决问题？这种情况其实是对整个社区、环境伤害最大的。

另一个我们反复提到的就是关于使用英语的问题，这也是中国最常见的矛盾。但我们反过来说，比如我当选 ASF 董事这件事，大家非常愿意说这是很好的现象，如果我工作语言都是用中文，这件事情永远做不到。

世界需要交流，它总会在特定的时候，需要一种特定的语言，把大家桥接上。特别是像我们现在的公司，公司员工从最东时区的日本一直延绵到北美，如果每个人都要讲母语，那大家没办法交流。那么交流时到底要选哪国语言，如果我不选，是不是就不尊重你，或者不尊重你的国家？这是个很难被解释的话题，所以我能说的是，我从来不会在一个演讲里对中国听众讲英文，但同时也不能说，英语不重要。

Q：如果有人想开始做一个开源项目，有什么建议吗？

吴晟：我认为首先一定要解决实际问题，这其实和代码、技术没有太大的关系，我一直觉得，开源项目能够蓬勃发展，一个前提是世界上有一个问题需要被解决，而现在还没有被很好地解决。比如我们说一家公司的商业模式是为了解决客户痛点，在这一点上，开源和商业没有太大的区别。

最初 SkyWalking 在尝试以开源的方式解决常年在 APM 监控领域里能够完成一体式监控的硬性需求。我们当初只是选了这么一个点，从点做成面，但是我们能看见，这个领域是空的，虽然也有人涉足了，但没有把它做深做复杂，那么我们决定把它做复杂。

而大部分开源项目可能是说，这个领域已经有了一个特别复杂的软件，我想把它做简单，最常见的一个词就是“简单易上手的工具”，某个东西是另一个东西的简易版。简易版带来的问题就是，你解决的肯定只是当年那个项目要解决的部分的问题，那么你会处在一个两难的地界，你要进化就会变成它那样。

Q：如何通过开源探索更多的商业价值？

吴晟：

我觉得是两个方面。

商业模式更多的是用户需要这个事情。以 SkyWalking 为例，有很多公司在基于 SkyWalking 去创造不同的商业价值。比如一些公司要上纯粹的 APM；有些公司会基于 SkyWalking 做安全性解决方案；还有一些云服务商业解决云上服务客户对接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等等……这些仅仅是我接触的，不可能涵盖所有场景。

往往大家去讨论商业价值的时候，讨论的是初创者，相当于我对 SkyWalking 的个人的商业价值。但其实对于开源项目来说，更大的商业价值是项目带来的社会价值，这也是大家在追求的开源的本质，即在解决问题的同时看到更广泛的价值。

举个例子，我做一家公司，就算把它做大，上市，我从其中获得了很多商业利润，那么这也是对我个人来说的利益。但是对于更广泛的参与者来说，他们看到的是其他利益，对经济、民生、对企业实际问题的解决，给企业降本增效等等，还有许多事情不是我个人或是一家企业能够去解决的。

Q：当选 ASF 董事后会更多地去帮助中国开源项目吗？

吴晟：我们当然。不管是作为 ASF 官方，还是姜宁老师带领的 ALCbejing 团队，本质上基金会是欢迎中国项目的，但我们欢迎中国的项目能更成熟理智地去看待开源，更好地参与开源。

中国有多少个项目在 ASF，或者基金会中有多少个中国 member，这只是一个相对不是那么重要的指标。但是一个好的讯号，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参与开源项目。我们今年除了董事的选举，还有几位新进的 member，还有中国第一位女性 member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相对董事会选举是更重要的。ASF 越来越认可中国的贡献。

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说，ASF 虽然是全球最大的基金会，但是它的文化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开发项目，不是符合 Apache Way 的就是好开源。开源有非常多的种类和文化，而如果你认可 ASF 的文化，ASF 的门槛并不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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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工具人” 赵生宇：清北本硕，为开源从阿里辞职去同济读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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